2010年,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步,整个市场活跃着大量创新的细胞。也就是那一年,随着uber、airbnb为代表的实物共享平台的出现,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分享经济在美国萌芽开花,又在中国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总体上看,虽然全球分享经济仍处在初期阶段,但发展速度很快。这股席卷全球的热潮,已使几十亿消费者从中受益。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接受了浙江在线的采访。张新红长期从事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研究,他对记者表示,中美两国在分享经济领域有互利共赢,政府间在跨境数据流动、网络经济协同治理等方面有很多合作余地。
现状:分享经济渐呈“两极”格局
一种商业新模式的出现,多半都是数年厚积而薄发,进而影响了整个行业。例如,分享经济在美国的发展。
而与之相比,分享经济之于中国,从2014年北大校园里出现的那一排单车开始,短短数年间,可以说是直接跳过了萌芽阶段,迎来了黄金时代。
虽然发展时间有先后,但在张新红看来,中美两国分享经济发展有一些共同特点,例如都是从汽车和房屋开始、都有一些规模较大的领军企业、都有许多原创模式等。
但基于国情和发展基础不同,中美两国分享经济的发展之路,也势必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张新红介绍,起步早、原创性新业态多、注重全球化布局、影响力相对较强是美国的主要特点;而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势头明显,平台多是“先内后外”,向多领域渗透的速度也要快一些。
而放眼全球,张新红认为,处在第一梯队的只有中国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政策环境塑造方面较为积极,分享经济发展也较为全面;其他国家如法国、芬兰、荷兰、韩国、日本等只在个别重点领域有较好进展。”
困境:分享边界和法律问题尚待解决
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永远是硬币的两面,分享经济亦然。从众星捧月到光环褪去,分享经济发展这几年,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从理论上讲,所有能分享的终将被分享;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物品与资源都适合用来做分享。”张新红强调,分享不应突破法律、道德、宗教底线,类似国家秘密、企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是不适合分享的。
不仅仅是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分享经济的法律困境,也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分享经济发展变化太快,原来基于工业经济的理论、法律、制度、监管手段变得很不适应,一些分享经济模式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既有法律的界限。”张新红进一步提到,有些问题突破了国界,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如跨境数据流动、网络协同治理等。
张新红认为,解决这些难题,一般要考虑坚持三个原则:一是“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二是“底线思维,区别对待”;三是“协同治理,共治共享”。“对于看不清的创新影响,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提出一些底线要求,各国应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探讨解决分享经济引发的世界性难题。”
发展:分享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分享经济颠覆性地影响传统商业模式,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步入调整期,分享经济是否能起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
张新红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分享经济新业态大量涌现,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产品、空间、知识技能、劳务、资金、生产能力等六大领域及其细分领域,不断诞生新的业态和平台企业,一旦达到规模临界点就会出现体量的迅速膨胀,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
张新红以中国举例,分享经济的发展为当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实现条件,“通过聚合资源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治理能力提升,这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非常明显。”
作为分享经济第一梯队的“两极”,中美两国在分享经济领域有较多的合作机会。张新红说,平台企业间在技术、模式、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创共享共赢。
中国已成功举办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张新红认为,除了技术创新,中国对分享经济的贡献还体现在政策创新、模式输出、全球化、协同治理等多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