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社交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
一、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力和损害力远超预期
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全球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不足8万例（中国7.98万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960例（中国之外不足90例）。中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排名第一。
进入3月份，疫情开始全球爆发，到3月31日，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85.8万例（中国8.15万例），死亡累计超过4.2万例（中国超过3千例）。中国新增病例数在3月中旬摸顶回落。
4月27日，21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3万例（美国超过100万例；中国8.4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1万例（其中美国超过5.6万例；中国超过0.4万例）。美国确诊和死亡病例全球第一。
4月下旬开始，欧洲总体新增确诊病例出现回落态势，但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进入爆发期，全球总体上仍在增长，尚未出现明显拐点。
新冠病毒生命力、传染力和隐蔽性很强，几乎不受温度和湿度影响，存在很多无症状感染者，甚至可能出现变异。病毒可能长期存在，如果没有疫苗等有效药物，到秋冬季还可能再次爆发。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社交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目前看，至少加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年以上的进程。
二、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力远超预期
疫情能在两个月时间内席卷全世界，并让很多国家封城闭关，经济社会运行，特别是国际往来几近停摆，很多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疫情瞬间爆发产生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预期。
经济活动受阻，首先会反映到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3月开始，石油价格从50多美元/桶快速下跌至20美元/桶，甚至到4月20日，美国wti原油期货出现史无前例的-40美元/桶现象。受石油需求低迷、石油仓储饱和、石油减产乏力等因素影响，近期布伦特原油和wti原油价格低于20美元/桶，甚至10美元/桶，期货合约再次出现负价格都是完全可能的。
石油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又是很多金融衍生品的重要底层资产，其价格大跌，势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4月21日，中国银行开办的“原油宝”理财产品就因wti出现负价格而出现爆仓，给投资人和银行造成很大损失。
因石油价格大跌，新加坡最大石油贸易商（兴隆集团）已于4月申请破产。
经济活动受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会很快反映到股市价格上，特别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股市指数上。从2月下旬开始，美国股指出现大幅下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迫使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召开会议并宣布降低基准利率50个基点。之后，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趋紧的态势，3月15日美联储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并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100个基点至0-0.25%的水平，同时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到3月23日，美联储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
同期，日本、欧元区、英国等很多国家央行也紧随其后宣布大幅降息或实施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依然在3月9日至18日接连出现四次“熔断”，极其罕见。3月12日，全球11个国家股市相继出现“熔断”，更是前所未有。
4月20日，美国一般抵押品回购利率暴跌至史无前例的-0.25%，其影响可能比原油期货合约负价格的影响更为广泛。
由此可见，如果不加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冲击的结果可能超过“大萧条”。
与以往经济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此次疫情首先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冲击和阻隔，然后才传导到金融市场上，而不是先爆发金融危机，然后再影响到经济社会。所以，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还远未充分暴露，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集中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开始大幅下滑。imf于4月14日发布了《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经济活动停滞，全球经济已从去年底预测的3.3%调降至-3%，表明世界经济正在严重衰退，其中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还是建立在疫情能在4月底、5月初得到根本性遏制的基础上预测的结果。否则，问题将更加严重。
另外，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也警告，在世界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同时，全球已处于“饥饿大流行”的边缘，除原有的8.26亿人已经处于饥饿状态外，疫情可能导致额外1.3亿人粮食短缺。
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疫情冲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地球承受力饱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走过头之后，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已经日益严重，全球经济呈现“整体低迷、此起彼伏、摩擦加重”的衰退态势，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制造业回归等明显抬头。
为刺激经济发展，资金零利率、负利率，资产负收益率或负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全球货币总量和社会负债大规模扩张，负债率快速提升。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的不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是日益僵化的通货紧缩。面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又不得不继续加大经济刺激和流动性投放力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难以自拔，推动世界进入一个货币比差的时代。如果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就难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增强外贸竞争力，所以，只能互相比着扩大货币投放。
此次疫情大爆发，只是在原本就明显衰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突发的外部冲击力，使得问题更加集中暴露。
现在，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多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全球刺激经济、扩大流动性投放的力度仍在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
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本质就是扩大货币投放，通过降低货币币值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包括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此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无限量宽松的实施，将使得货币政策没有边界。
这让不同的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持有货币性资产越多的人，被转移的财富（即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负债越大的人，直接受益就会越大，因为其扩大负债相应扩大了投资或消费，有利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但在经济下行期，增加负债扩大投资，也可能带来很大风险。
无论如何，疫情全球大爆发，正在引发经济大衰退、金融大动荡，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阻止经济金融出现大萧条、大危机。
三、中国处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
（一）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
中国于1月21日开始实施严格的大范围的封城隔离，此时正好是春节长假即将开始，大量企业正常停工停产，学校全部停学放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被大大推后和减弱。
在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之后，到2月底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开始快速回落，3月中旬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中国确诊和死亡的人口比率已经排在全球120位之后），在巩固国内抗疫成果的同时，已将工作重点转向抵御外部输入和经济复苏上，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支持，国际影响明显扩大，赢得了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先机。
（二）疫情使原本下行压力就很大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2008年9月开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很快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到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15年更是出现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这主要表现在：
1.财政收入结构：从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到明显萎缩。2015年以前，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高，税费收入压力降低，优惠政策频频出台。2015年之后，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下降，税费征管力度明显增强，政府负债快速扩张，财政收支压力大幅加大，优惠力度明显减弱。
2.货币投放结构：从以央行外汇占款为主转为以银行贷款和购买债券为主。2015年以前，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是央行购买外汇增加外汇占款（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很低，且不会因此增加债务。2015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从27.3万亿元快速下降到2016年末的21.9万亿元，之后持续小幅下降，现在勉强维持在21万亿元之上的水平。在基础货币大规模收缩情况下，货币投放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间接融资方式，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和整体负债率大幅提高。
3.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并留下严重后遗症。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股市升温，沪市综指从2200点一路上升到2015年6月的5176点，不少人预期将突破1万点。公司市值大涨，不仅让很多人获得巨大收益，并通过股票变现或质押贷款获得大量资金，而且使更多人信心大增，纷纷加大杠杆扩大投资，并更多地注重资本运作而非发展实体经济，经济泡沫快速积累。到2015年6月份，监管部门收紧入市资金监管，股市急速下跌，到7月份下跌到3000点左右，很多股票抵押爆仓，形成严重异常波动。这使很多人和企业深陷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恰恰在2015年底国家明确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杠杆”要求，使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2017年底进一步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明显收紧，资管新规从征求意见开始已经对社会融资产生影响，到2018年正式实施，影响更大。
在金融监管不断收紧的情况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大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闭。2018年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所调整，但很多企业依旧难以摆脱流动性困境甚至破产倒闭，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这种局面的存在，2015年股市大涨后又异常波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一般需要3～5年时间，如果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那么，2018～2020年就成为调整探底、转型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疫情爆发，则使今年的压力更大。
（三）现在仍处于抗击疫情与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
尽管中国赢得了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先机，但目前仍面临着抗击疫情，仍需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给中国对外贸易、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更大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剧烈震荡产生冲击；封闭隔离时间拉长加重经济重启成本；传统周期性下滑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因素交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在挑战不是消除了，而是更加严峻了。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6.8%，创下40年来的最低。受疫情输入防控（特别是周边国家疫情加重）和外需萎缩影响，二季度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预期还要大。
正因如此，中央对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毫无疑问，在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剧烈变化之际，中国要做到“六保”，实现“六稳”，巩固和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非常大，但这又是巩固抗击疫情难得的先发优势，对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意义深远，必须全力以赴，积极争取。
为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出台一系列举措，接下来还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总体看，今年利率水平会进一步降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会明显提高，减税降费和社会救济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下滑，但中国政策潜力和市场容量很大，产业链比较完善，经济发展韧劲较强，特别是中央强调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就推动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人民币汇率应该基本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应充满信心。
（作者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