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要想预见中国的未来，只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看得清。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的背景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冲击。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但佛教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居次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重新将中国文明转化成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第四个阶段即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后直到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文明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排斥西方文明，而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说到中西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很有必要。“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了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看法，亚洲国家之前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习西方非常成功，但后来犯了致命错误，没能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道路。日本走错方向导致失败之后，没人再提亚洲价值观。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又提出亚洲价值观。但这一概念遭到西方围攻，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遭到西方国家围堵，还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正如多年前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和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一背景里来考量，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是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把自己变成西方。因为一旦把自己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比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台湾。相反，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在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新加坡做得也很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价值。
中国的一大挑战是文明转型
实际上，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都具普世性。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又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但如何传播这些价值观并据此塑造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难度的。
塑造中国价值观有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以及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当然还要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有知识担当，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媒体很强大，但这种强大并不在于媒体本身。媒体只是技术和形式，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弱就弱在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中国崛起。
我们要塑造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家和国学。现在的国学比较狭隘，不能帮助中国恢复传统价值观。如同最初抵制佛教进入中国一样，现在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工具。实际上不用抵抗，而应以自己为主，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来自中国：一个是文官体制，二是“有教无类”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思想，就没教育普及，民主同样生存不下去。因此，包容西方文明、把它化解后体现在中国自身制度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建设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就涉及社会价值观问题。虽然中国崛起了，但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价值体系。尽管有过“五四运动”那样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民间仍然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这个社会已有的价值观，这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
另外，所有文明价值观都有转型问题，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一样。当下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文明转型。这个转型是统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精华已经流失，希望我们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把它们找回来，同时还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只有经历这种整合过程，未来发展道路才能顺利走下去。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经贸水平不比北美或欧洲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体系。明明东北亚是有共同价值的，但我们没把握好。现在有人提出要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尽管可以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范戴芫）
